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移民巴蜀”的事件，汉、唐等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旦面对国家范围内的灾害，往往都采用驱令人民“就食巴蜀”的措施来缓和矛盾和转嫁经济危机。扬雄先祖伯峤，在晋六卿争权之乱中为避祸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处巴江州”，再于汉代为“避仇”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李白、苏轼等先祖的入蜀，则是个别。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从与当地土着数量相比，毕竟还是少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四川人的民系（人种）构成，巴蜀地区也未能改变大盆地风土制约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风习以及“四川话”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类文化学的理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具有强势优势的新环境中，常常会“入乡随俗”地被当地土着文化所化。
移民荟萃的洛带古镇
到了14世纪，朱元璋与元朝统治者的政权争夺战争中，华夏大地遭受一场大浩劫，接着又是16世纪明清之交的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人口锐减，人们──包括许多历史学家都说：两次战争，四川地区受灾特别严重，因此需要向四川大移民，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裔。
很多史料给我们描述着当时的情况：明清时期四川的很多地区完全荒芜， 方圆百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甚至在成都平原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荒芜的程度竟然达到“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康熙版《成都府志》）。《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民国时期编撰的《泸县志》甚至言之凿凿：“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这就是整个四川人都知晓的“张献忠剿四川”屠尽川人，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
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 运动，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运动。这次移民 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四川社会民间传说的影响，很多人一直认为是从祖上是从湖北孝感来的。
湖广填四川
在当今的文化热和寻根热大潮中，四川人纷纷探询自己的来源，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湖北省麻城县乃至于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
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在这个时候），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元代和明代时中国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说的就是这个鱼米之乡。康熙六年（1776年），湖广左司所属辖区改为湖北省。从魏晋时期一位姓麻的将军在当地筑城始，就有了“麻城”，隋朝正式设置麻城县并隶属亭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有《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为证明；《清史稿·邦交七》《清史稿·仁宗纪》都有关于麻城县的材料记载，也有《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黄州府·麻城》作证。
清代着名学者章学诚在编撰《湖北通志》时还专门编修过《麻城县志》，如此种种，更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查阅麻城县境内的地名，有麻溪河、乘马岗、项家冲、岐亭、白果、盐田河、三河口、黄土岗、曹家河、齐安、蒙茏、龙潭湖等乡（镇）之名，惟独就找不到那个“孝感乡”。20世纪20年代的红军“黄麻起义”使一批麻城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着名将领，翻阅他们的回忆录和有关传记，也找不到一个“孝感乡”人。但我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孝感县”。在秦代的南郡、汉代的荆州江夏郡、晋代的安陆郡所辖的这块土地上，南北朝时期的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鉴于该地“孝子昌盛”之故，于是就设置“孝昌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这就是孝感得名的开始。
明正统年间孝感知县黄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年间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御宇之二十七年（1599年）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南北朝宋王朝）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明清之际，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着《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湖北孝感县名本此“，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有《孝感县志》，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前面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明清时期麻城县都隶属于黄州府，而在《明史·湖广·德安府·孝感》、《清史稿·地理志·湖北·汉阳府·孝感》中，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于是，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
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是确实出现过的。明初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的严重情况是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明王朝统治者：“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清顺治年间”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清史稿·食货一》卷120），因此才有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等让步措施，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大家看了这些史料，就不会再把巴蜀大盆地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了。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湘、鄂、闽几省自己就有大量空荒之地需要开垦填充，为何要舍近求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广要去填四川，还真的需要一种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才能做到。
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87记载，乾隆43年、44年（1778－1779）两年中，四川就有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
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八大王剿四川”以至于带来万户萧疏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流。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
1644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政权，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政治策略，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民何有君？张献忠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没有绝望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未来打算，它在成都”开科取士就正是按照国家政权的运行方式来操作的。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着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外来移民与当地土着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着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着，即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当地土着耕种的土地是不准侵夺的。雍正对移民入川潮就产生过怀疑：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和制造假数据，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清王朝也需要”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以证明自我的正确，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整个四川地区于是就被描绘成一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无人之国。
而事实上，大量的土着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民，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的真正原因。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1）。“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1726年）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土着，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顺治十年（1653年）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
“入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土地）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出仕前途，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以糊弄”必察其祖籍的官府。当时的户籍制度是把奴仆、倡优、衙署的雇员如皁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长随等，全部划为贱籍，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对这样的事情，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利益所驱动，大乱之后的乘浑水好摸鱼，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着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当时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你说，是辛辛苦苦地外出”招商引资还可能一无所获，还是就地造册登记一大批移“来得轻松容易？果然，张德地就因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好处。
从皇帝、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着，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冒籍大潮中双赢，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各省区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巴蜀大盆地，其他省区所遭受的破环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着的后代。 |
发表于 2014-8-30 16:16:32
